先说两个例子，湖北大冶农民侯安杰，租地1.96万亩，主种粮食，号称湖北粮王，还有其他经济作物，年净挣400万，京山农民刘若峥，租地1290亩，主种粮食，也有其他经济作物，年净挣100多万元。能种两季的都种两季，提高复种指数。

两人的亩均收益，似乎很不一致，这是为什么？两人都曾和我交往过一段时间，侯安杰始终不愿透露他的收支账，400万元，是有关方面的一个就低的框算数，而刘若峥则给我提供了他的收入明细账，算下来就是100多万元。另外，候安杰的土地量大，要再转租给他人种，他人只负责田间管理，候安杰负责机耕机插机收服务，他的收入，是扣除了转租者收入后的收入，刘若峥也用机械化，雇工加自己种，开支相对少。总收入不如侯安杰，亩均收入就高一些了。

两人的收入都不错，原因在于种地多。最近的情况是，有媒体连续报道了江西一些地方争着租田种的情况，导致租金猛涨，由100元、200元、300元乃至400元一亩，都有人租，到400元的租金，每亩一季还能挣个二百来元。无论是侯安杰、刘若峥，还是江西的租田户，都是种田大户。

如果说，农村想种地的人越来越少，为什么这些人却恨不得种得越多越好？

这是因为，当一个农民只种一亩田时，即使种两季，也仅够养活自己。一亩田，种水稻，亩产千斤每斤以一元算，是1000元。一般计算，一个农民一年的自用粮是800斤（除自食外，还要喂鸡、鸭等），可出售200斤，收入是200元。种一亩田的成本，如种子、水费、化肥、农药等的成本大体是400元，不够，就还要加上一季越冬作物，如油菜，净收入大体是三、四百元，再用这个钱去贴补水稻投入，最多还有点盐巴酱油钱。所以，只有一亩地时，两季的产出，仅能养命，要想再有其他支出，就没钱了。这一亩田，只能算口粮田。如果再增加一亩田，农民就不需要再扣自用粮，全部用于出售，扣除几百元的成本投入，净收入就有了七八百元。再增加的田，可以称为商品粮田，越多收入越好。这是一个粗账，大体可让人看出端倪。

在中国，按户籍人口算，农村有9亿多人，现在，公布的农村耕地有18.2亿亩，农村人均有两亩地，看起来似乎可以，但中国的田土，大体有三分之二算中低产田土。刚才我们算的是好田好土的账，而中低产田土，有投入，也达不到这样的收益。另外，两亩地，如果一个人种，纯人工，一年田间的净工作时间，也就二十来天。这就是农村富余劳力多，都窝在农村，日子过得艰难的原因所在。

最近公布的数据说，现在进城务工的农民有2.5亿人，是不是农村就没人种地了呢？总体上不是，据我在农村了解，现在一户人家，种上10多亩地或20来亩地的人家比较普遍。比如一家人，如举家进城，地就流转出来了，或者儿子姑娘进城了，由父母亲种，50岁左右，甚至60岁以上，种上个10亩地，根本没问题。

另外，不要说平原，就是在山区，机械操作，也在大量使用，微耕机，微型插秧机、收割机，比人工的效率提高10倍左右，农忙时节，离家不远的农民工，还会回家干上几天农活，普遍的缺劳力情况并不存在。

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就是：地越少越没人愿种，多了才有人想种；越是没人种田，就越是有人想种田。中国如果没有大规模的农民转移，农民只会永远受穷。现在农民的转移，还没有完全到位。说起来，按常住人口算，城乡人口各占一半。实际上，由于转移的农民要真正成为市民还很难，还只能叫半市民化。由于是半市民化，在乡的农民，还要养老人、带进城的兄弟姐妹、亲戚朋友的小孩，实际上再想有更多的农民进城，已不太现实，处于胶着状态。

城里人总以为农民不会盘算，总喜欢用自己的想法去替代农民，其实对自己的事，没有人比农民自己更清楚，农民家中，有几个在家，有几个外出，在现行政策下，什么样的做法，最有利于自己，农民会安排得比我们设想的好。现在，总算有这么多农民出来挣收开眼界了，又惊呼农村没人种田了，莫非想把农民逼回农村去不成。

问题中的说法，是一些人和一些媒体的说法，最近还有15名院士上书，说种地一年，不如外出打工一月，要防止农村无人种地的问题，以其身份的显著性再次提出这个问题，尤为引人注目。如只停留在这个层面讨论，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

假如，我们认可在乡农户，一户种上15亩田左右已经具有一定的普遍性，这15亩地，按现在的耕种技术，一个劳力花上3个月的净工作时间就够了，15亩地的产出，一年净收益有1万多元，加上农村生活成本低，以在田间的净工作时间算，收益不会低于进城务工的农民。在乡农民的其他时间，还可以喂猪、做点小生意，这些账，农民自己在家庭分工中，都是盘算好的。

中国农村仍然在发生变化，不少地方，有代耕代种合作社、有“土地银行”，一些举家外出的农民工家庭，把地存入土地银行，由代耕代种合作社种，或者到农忙回不了家时，打个手机，请合作社代劳的事也不少。中国农村，人与土地资源，还会产生些什么样的组合方式，需要再观察。现在确实有些地方土地撂荒了，这是调整中必然会发生的现象，不值得大惊小怪。